遵义会议是我党历史上的一次伟大转折。它在红军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认真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遭受挫折的惨痛教训,果断地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开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的新领导。特别重要的是,我们党,首先是党的实行正确路线的核心领导成员,开始自觉地认识到,中国革命必须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走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从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开始,经过十多年的努力,我们党比较完善地解决了党的思想路线问题,我们党的力量就成百倍地成长壮大起来,在各种斗争中战无不胜。

遵义会议的召开

遵义,是贵州第二大城市,是黔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当时贵州军阀赖以发迹的地方,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1935年1月7日凌晨,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率领红1军团第2师第6团,化装为国民党黔军的溃兵,胜利地占领了黔北重镇——遵义城。

1月9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军委纵队进驻遵义城,总参谋长刘伯承兼任遵义警备司令员,陈云任政治委员。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是王稼祥同毛泽东商议后,由王稼祥出面提议,并得到周恩来、张闻天、朱德、陈云等的积极支持下召开的。

后来,聂荣臻元帅在生前回忆起遵义会议时说:“周恩来、王稼祥同志他们两个人的态度对开好遵义会议起了关键的作用。”周恩来还负责会议的组织工作。1月13日,他致电红5军团政治委员李卓然和正在红5军团担任中共中央代表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刘少奇:“卓然、少奇:十五日开政治局会议,你们应在明十四日赶来遵义城。恩来,二十四时。”

为了召开好这次会议,周恩来做了大量工作。他在征求陈云的意见时,问陈云:会议应该怎么开法?陈云说:如果解决人事问题,应该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周恩来还征求了其他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的意见,最后决定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当时,会议在位于遵义市老城红旗路(原子尹路)80号,老地名叫琵琶桥召开的。它是一座坐北朝南的二层楼房,为中西合璧的砖木结构建筑。房屋原是黔军第25军第2师师长柏辉章的私人官邸,是遵义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最宏伟的建筑。

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朱德、陈云、周恩来、张闻天(洛甫)、秦邦宪(博古);候补委员有:王稼祥、邓发、刘少奇、何克全(凯丰)(以上按姓氏笔画为序);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第1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第3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第5军团政治委员李卓然。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共产国际驻中国军事顾问李德及其翻译伍修权等列席了会议。

会议根据刘伯承、聂荣臻的建议,首先审议了黎平会议决定,认为黔北地区人烟稀少,且多为少数民族聚居区域,党的工作基础薄弱,不利于创建根据地,遂放弃黎平会议确定的以黔北为中心创建根据地的计划,决定中央红军北渡长江,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或川西北创建根据地。

接着,会议开始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和教训,这是会议的中心议题。会上,博古首先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在报告中对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错误进行了辩护。他夸大客观困难,把第五次反“围剿”不能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粉碎的原因归之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白区和根据地的斗争配合不够等,并对当时的革命形势估计不足,从而得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在所难免的错误结论。与会多数人对他的报告十分不满意,认为他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

接着,周恩来作副报告,明确指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上的错误,并主动地承担了责任,也批评了李德、博古的错误。

会议进行了讨论,张闻天第一个发言。他按照事先与毛泽东、王稼祥商量好的发言提纲,作反报告。毛泽东在张闻天发言之后,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批评了博古在向大会报告中谈到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敌强我弱等错误观点。他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指挥上和战略战术上的错误。他指出:博古、李德以单纯防御路线代替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运动战,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支持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从而使红军遭受严重损失。并强调这一路线同红军取得胜利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是完全相反的。他还详细地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明确地指明今后的正确发展方向。毛泽东的发言,得到王稼祥、朱德、周恩来、李富春、聂荣臻等的积极支持。周恩来在发言中全力推举由毛泽东来领导红军的今后行动。他的倡议得到多数人的支持。

据陈云当时关于遵义会议精神的传达提纲手稿记载:“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A同志(指李德——引者注)完全坚决的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会议着重指出:军事领导上的错误,“A(指李德——引者注)、博(指博古——引者注)二同志是负主要责任的”。“扩大会议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

会议经过三天讨论,最后决定:“(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即朱德、周恩来——引者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2月8日,张闻天按照毛泽东的发言和他们共同拟制的发言提纲,所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经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审议通过。决议指出:“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在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战争中,“左”倾错误领导者“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这就使敌人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达到了他的目的”。“使我们的主力红军受到了一部分的损失,并离开了中央苏区根据地。”而我们的突围行动,又“是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3个月的突围战役,使红军“减员到空前的程度”。并指出:“为了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创造新苏区,必须彻底纠正过去军事领导上所犯的错误,并改善军委领导方式。”

1977年8月23日,陈云在接见遵义会议纪念馆同志的讲话中说:在遵义会议上,“毛主席讲得很有道理。内容就是中国革命战争战略问题。”周恩来后来在谈到当时的情况时也说:在遵义会议上,毛主席批评了当时在军事路线上的领导错误,先是冒险主义,然后是保守主义,最后是逃跑主义。“其他问题暂时不争论”,“很多人一下子就接受了”。

遵义会议,根据当时国民党军围追堵截的情况,把战争问题放在首位,集中全力解决当时最紧迫的、关系到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并鉴于当时大多数领导人尚未认识到中共中央政治路线上的错误,为了维护全党全军的团结统一,尽快结束长征,会议仍然“认为当时党的总的政治路线一般的是正确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样做,对于顺利解决迫在眉睫的军事路线问题、动员全党全军团结一致地去克服长征中的困难,是必要的。实践证明,它既保证了最主要问题的解决,又维护了党内军内的团结统一。

后来,博古回忆起遵义会议的情况时说:“因有遵义会议毛主席挽救了党,挽救了军队。教条宗派统治开始完结,基本上解决问题。”

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遵义会议的意义是伟大而深远的。首要的是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当时,毛泽东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进入中共中央的领导核心,已经拥有决策权和领导权。它表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共中央长达4年之久的统治已经结束,由李德、博古把持的“三人团”被取消,凌驾于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领导之上的“太上皇”被搬掉,进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共中央开始独立自主、实事求是地解决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问题的新的历史时期。正因为如此,遵义会议精神一经传达,便引起了全党全军的强烈反响,起到了党心归一、军心归一的巨大作用。况且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已经被当时的领导层所认同,在斗争实践中也已经起到了主导作用,为他在领导中国革命斗争中的领袖地位确立了牢不可破的思想和组织根基。

1935年10月15日,陈云在向共产国际《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中说:红军长征“第二阶段西征取得的第四个胜利,就是在遵义举行了扩大的政治局会议。参加会议的不仅有政治局委员,还有全体军事领导人、各军团的军团长和政委……我们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至此,结束了我们西征的第二个阶段”。

1972年6月10日,周恩来在一次报告中谈到遵义会议时说:“经过不断斗争,在遵义会议前夜,就排除了李德,不让李德指挥作战。这样就开好了遵义会议。中央的很多同志都站在毛主席方面。由于毛主席拨转了航向,使中国革命在惊涛骇浪中得以转危为安,转败为胜。这是中国革命历史的伟大转折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在党中央取得了领导地位。遵义会议一传达,就得到全党全军的欢呼。”他还强调指出:遵义会议后,“博古再继续领导是困难的,再领导没有人服了。本来理所当然归毛主席领导,没有问题。洛甫那个时候提出要变换领导,他说博古不行。我记得很清楚,毛主席把我找去说,洛甫现在要变换领导。我们当时说,当然是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说,不对,应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毛主席硬是让洛甫做一做看。人总要帮嘛。说服了大家,当时就让洛甫做了。”“毛主席总是采取这样的办法来教育人,使大家逐步觉悟起来。”“这样比较自然,便于集中力量取得胜利,减少阻力。”

张闻天在延安整风时也曾说过:“对于我个人来说,遵义会议前后,我从毛泽东同志那里第一次领受了关于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性的教育,这对于我有很大的益处。”后来张闻天在整风笔记里写道:“遵义会议在我党历史上有决定转变的意义。没有遵义会议,红军在李德、博古领导下会被打散,党中央的领导及大批干部会遭受严重的损失。遵义会议在紧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这是第一。第二,遵义会议改变了领导,实际上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领导中心的中央的建立。第三,遵义会议克服了‘左’倾机会主义,首先在革命战争的领导上。第四,教条宗派开始了政治上组织上的分裂。这个会议的功绩,当然属于毛泽东同志,我个人不过是一个配角而已。”“但因遵义会议没有提出过去中央政治上的路线错误,而且反而肯定了它的正确,使我当时对于我自己过去的一套错误,还很少反省。这在毛泽东同志当时只能如此做,不然我们的联合会成为不可能,因而遵义会议不能取得胜利。为了党与革命的利益,而这个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毛泽东同志当时作了原则的让步,承认一个不正确的路线为正确,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完全正确的。这个例子,可以作为党内斗争一个示范来看。”

由此可见,毛泽东坚决主张党内由张闻天负总责,这对于稳定大局,加强全党全军的团结统一,尽量减少内耗,以便共同对敌,是十分必要的。而张闻天也承认,他虽然是负总责的,而“实际上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领导中心的中央的建立”。他十分尊重毛泽东,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他们二人配合默契,形成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实践证明,这是毛泽东的英明之举。

由此可见,尽管张闻天在毛泽东的坚决支持下,接替博古在党内负总责,而“实际上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领导中心的中央的建立”,形成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这一点,不仅陈云、周恩来是充分肯定的,而且张闻天自己也是承认的,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为什么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呢?

首先,党的两个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进行了明确肯定。1945年4月20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七次会议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充分肯定了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再次肯定了这个问题,并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强调指出:“一九三五年一月党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共识,毋庸置疑。

其次,从思想上说,自黎平会议起,中共中央政治局绝大多数领导人对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严重危害已经开始逐步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党的指导思想和斗争方式逐步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这对于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形成以毛泽东为首的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具有决定意义。当时,毛泽东虽然在组织形式上没有担任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职务,但他的意见得到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绝大多数成员的高度重视和普遍尊重,他的威信和影响力大大超出了他所担负的实际职务。他在这个领导集体中实际上处于举足轻重的核心领导地位。

再次,从组织说,毛泽东已经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进入党中央的领导核心,拥有决策权和领导权。特别是1935年3月4日,中革军委按照中共中央的决定,特设前敌司令部,朱德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翌日,毛泽东与朱德联合署名在前线鸭溪向各军团发布作战命令,决定红9军团在桐梓、遵义地区吸引川军向东而钳制之,红1、红3、红5军团及干部团在鸭溪及其附近地域,寻歼位于仁怀、鲁班场一线的周浑元纵队。这是毛泽东自1932年10月宁都会议被撤销在红军中的一切领导职务之后,第一次以明确的红军领导职务所签署的作战命令。它表明毛泽东不仅拥有决策权,而且拥有对红军的直接领导权和指挥权。3月11日,党中央同意毛泽东的建议,组成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全权处理军事”,拥有完全的决策权和领导权。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下,拥有最高的军事决策权和指挥权,事实上就居于核心的领导地位。

第四,从当时的实际看,已经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核心领导地位。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坚决摒弃了“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战略指导思想,逐步恢复了他为红军提出和制定的一整套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恢复了他一贯倡导的坚持从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实际出发,独立自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充分利用国民党军内部的矛盾,发扬红军运动战的优长,把出其不意、声东击西、避实击虚、诱而取之等历代兵家谋略运用得非常娴熟。他根据国民党军的变化,采取高度机动灵活的战法,适时变换作战方向,忽进忽退,忽东忽西,忽南忽北,神出鬼没,纵横驰骋于川黔滇广大地区,迂回穿插于国民党军的重兵集团之间,不断造成国民党军判断的错觉和失误,变被动为主动,巧妙地进行了四渡赤水之战,二占遵义,南渡乌江,威逼贵阳,乘虚进军云南,逼近昆明,巧渡金沙江,跳出了约40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圈子,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川黔滇地区的图谋,实现了遵义会议确定的渡江北上的战略计划,取得了战略转移中的战略主动权。这比名义上的职务安排,更重要、更有实际意义。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遵义会议的确是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否则,难以摆脱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克服难以想象的千难万险、夺取红军长征的伟大胜利、开创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这些历史事实雄辩地证明:没有毛泽东,不仅没有红军长征的伟大胜利,而且会使中国人民在黑暗中不知摸索多长时间。这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必然选择,是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作出的伟大历史贡献。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正式建立1935年2月上旬,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中央红军北渡金沙江受阻后,即转进至云南扎西地区,并在川黔滇地区的水田寨、大河滩、扎西镇连续召开了一系列重要会议,统称扎西(今威信)会议。

扎西会议,实际上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当时,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等,作出了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

会议按照毛泽东的提议,完成了遵义会议后的“常委分工”,决定由张闻天接替博古负总责,从组织上保证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共中央确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形成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党中央的领导集体。

会议还讨论通过了张闻天根据毛泽东的发言和他同毛泽东、王稼祥商定的发言提纲而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拟制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粉碎五次“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这对于纠正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巩固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统一全党全军的战略指导思想,振奋革命精神,夺取长征的伟大胜利,起了关键的指导作用。

扎西会议,圆满地完成了遵义会议后的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会后,中央红军按照中共中央新的战略行动方针和毛泽东为红军制定的一整套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基本原则,进行了四渡赤水之战,尔后南渡乌江、威逼贵阳、进军云南、巧渡金沙江,夺取了战略转移中的主动权;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和游击队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迅速改变了组织形式和斗争方式,分散突围到赣粤边、闽西、闽赣边、湘南等地区,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红2、红6军团认真地贯彻执行了遵义会议确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坚决摒弃“左”倾教条主义的消极防御方针,按照毛泽东一贯倡导的积极防御的方针,充分发挥红军运动战的特长,连续粉碎国民党军的第一、第二次大规模“围剿”,使湘鄂川黔根据地得到巩固和扩大,成为坚持江南斗争的璀璨明珠。

1935年3月11日,中共中央又在遵义县苟坝召开重要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会议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代表中共中央常委会全权处理军事问题。

“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的成立,是毛泽东从瞬息万变的战场实际出发,为避免在紧急的军事行动中因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而贻误战机所采取的重大举措,是确保党在遵义会议后确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贯彻落实,彻底清除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军事错误影响,从根本上实现党的战略方针转变的组织保证。

1992年,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在她所著的《在历史的激流中》一书中,对此问题作了详细地记载。书中说:“二战遵义以后,闻天请毛主席担任前敌总指挥(实际上政治委员——作者注),到打鼓新场,开会讨论下一步怎样行动,大家主张攻打打鼓新场,毛主席不赞成,以去就前敌总指挥之职力争,闻天主持会议,鉴于以前负责人专断不好,他看大家争得不可开交,也不表态,就来了个民主表决,少数服从多数,将毛主席前敌总指挥的职务表决掉了。当晚,毛主席又同周恩来、朱德商量,在周恩来、朱德支持下,说服大家,结果还是没有进攻打鼓新场。事实证明毛主席这个意见是对的。

“闻天也认识到这件事处理失当。由此更觉得军事领导要改变办法。战场情况瞬息万变,必须临机决断,靠开中央会议来决定会贻误战机,而且他自己对打仗也不熟悉,自认是外行,觉得过多地参与军事指挥不合适,所以就接受了毛主席的建议,决定成立军事三人小组统一指挥。这个三人小组的成员是: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

“这段曲折,是闻天在延安时同我谈的。他还说,从此以后,长征的军事行动就完全在毛主席指挥下进行。四渡赤水,佯攻昆明,巧渡金沙江,迂回穿插,打得十分主动,牵着蒋介石的鼻子走,红军跳出了包围圈。实践证明毛主席的指挥是正确的,而且完全称得上是英明的。”

 (责编:贾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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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转折—— 遵义会议与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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