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是“冀南暴动”80周年,80年前的1935年,在中共直南特委的领导组织下,以任县、巨鹿为中心、涉及冀南20多个县的农民武装暴动轰轰烈烈、持久开展,攻打团、局收集枪支,针对恶霸地主抢秋分粮,给生活在贫困线上的广大农民带来一线生机,队伍打到哪里胜利就在哪里,地主富户威风扫地,国民党当局惶恐不安,暴动持续一年多后,被国民党武力镇压。

冀南暴动虽以失败告终,但是这一事件在当地影响深远、意义重大。农民暴动,第一次使广大无产者真正联合起来,为自己的生存权力而斗争;这次暴动,使冀南各县的党组织得以建立和发展壮大,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党员干部,为革命埋下了种子;暴动中无数英烈面对白色恐怖和死亡的考验,以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始终严守党的秘密,艰苦卓绝地开展斗争,一大批共产党员和干部群众视死如归、英勇就义,这种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是留给党和人民的一笔无价的财富。如今党的组织逐步发展壮大,党的肌体也在不断除旧更新,使我们更加怀念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没有他们当年的开创之勇,便没有如今我们的幸福生活。

冀南暴动风起云涌 

直南即冀南(河北南部)地处黑龙港流域,地势低洼,土地贫瘠,盐咸丛生,不少农民靠淋制小盐为生。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不仅侵占我国东北大片国土,而且经济掠夺不断向关内渗透,造成直南广大农村经济破产,再加上官僚政府强行禁止小盐,推售官盐(即大盐),以及苛捐杂税,横征暴敛,以致直南50万人民生活处于绝境。因此,盐民自发斗争时起时伏。在这内困外侮的形势下,中共河北省委指示直南特委,发动直南农民开展抗日讨蒋游击战争,并派省委宣传部长李华生(必根)以巡视员身份亲临指导。

1934年11月,冀南特委正式成立,随后,南宫、巨鹿、任县分别成立了中心县委。为了贯彻落实省委指示,特委领导人李菁玉、刘子厚(文忠)、张霖之、于光汉、马国瑞、李德、赵勤学等于1935年2月开始,多次开会研究,确定一面积极建立健全各级党组织,扩大党的力量,培训骨干和积极分子,一面抓紧筹措枪支,建立游击小组。特委成员分工,以滏阳河为界,划分为滏东、滏西两片:滏东由李菁玉、张霖之、于光汉、郭森(后来增加了王光华)负责;滏西由刘子厚、马国瑞、李德负责。

1935年4月,在任县一带建立了若干游击小组,特委决定先攻打吴岳、泽畔两个警察局,之后再与滏东游击队汇合,一同到平乡打盐巡,举行五月暴动。此次行动由于滏西攻打两警察局未能得手,滏东的游击队也未能组成,使暴动中途夭折。

5月22日,冀南特委就农民暴动问题在巨鹿县郭庄召开特委扩大会议,李菁玉全面总结了五月暴动中途夭折的经验教训,决定进一步采取有力措施,全面做好下一次暴动的各项准备工作。确定了暴动的几个重要步骤,首先组织革命武装,壮大革命力量,建立秘密的不脱产的游击小组,继而建立游击队,暴动重点是开展打土豪、砸局子和分粮吃大户运动。会议结束后,特委领导人全力以赴地投入到了筹集武器活动中。

首先以巨鹿和任县为重点,动员有枪的党员和进步群众主动献枪,同时发动小学教员自愿捐款买枪。另外,通过向地主派征抗日救国捐,没收土豪劣绅的枪支,很快就得到了一批武器。滏东巨鹿县东旧城一带各村的游击小组以党团员为骨干,他们发动农民组成分粮“布袋队”,逐步向全县以及广宗北部南宫西北部发展队员。游击小组的武器来源,一是没收地主看家护院枪支,二是从民团和警察手里夺取,然后在这一带群众基础较好的村开始了最早的分粮吃大户斗争。

特委从滏东各村游击小组抽调一部分骨干,组建了滏东游击小分队。经精心策划,采取里应外合的办法,先后夺取了尧山县南汪店、巨鹿县团城、南宫曹村民团和王道寨警察分局大枪30余支,加上收缴地主的长短枪20余支,相继组建了滏东游击四支队、五支队和十二支队。还有一个十五支队单独在平乡北部活动,即平乡盐民游击队。

委在巨鹿县创建了一个“北方苏维埃村”——吉陈庄村。这个村党的群众基础好,成为滏东游击队的训练基地,区委、县委、特委三级领导常在这里开会,研究、分析、指导游击队组建工作和“分粮吃大户”斗争。

“分粮吃大户”方面,特委明确指出:“分粮吃大户”的对象是少数恶霸地主,对一般地主,则争取其自动献粮捐款缴枪,尽可能不动他们;对于开明士绅,进一步做好统战工作。南宫中心县委书记杨保身首先说服自己的舅父献枪,还捐出300元大洋抗日救国,那一带的富户有枪出枪,有钱的出钱,大大推动了党的工作。

8月,冀南各县党组织已普遍组织起了秘密不脱产的游击小组。滏西游击队已发展到100多人,60多支枪,特委在滏西任县、隆平、尧山一带正式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平汉线游击队”,刘子厚任总队长。此时,滏东游击队也发展迅速,涵盖南宫、巨鹿、平乡等县,9月已发展为5个连队500余人400多支枪,同时成立巨(鹿)南(宫)中心县委,负责当时宁晋、巨鹿、南宫、新河、清河及冀县、枣强一带的党组织工作,加强对暴动的党的领导。冀南党员数由数百扩大到5000余,遍及任县、巨鹿、南宫、广宗等20余县。随着游击战争的发展,团员由200名扩大到2000名,遍及近20个县。

此时秋庄稼已熟,特委认为开展暴动的时机已到,各游击队员到各村进行宣传动员,讲明道理,发动滏东滏西广大贫苦农民加入分粮“布袋队”,此举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和广泛参与,在游击队组织保护下,分粮“布袋队”在冀南各地形成规模。9月,特委书记李菁玉调离冀南,李华生(必根)接任特委书记,组织部长刘子厚(文忠),宣传部长于光汉,盐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张霖之,秘书长张子衡。

8月至12月,以巨鹿和任县为中心的分粮、借粮斗争的声势和规模越来越大,先是数日进行一次,以后是一日进行数起,冀南其它各县积极响应,群起而动,整个冀南到处都是抢秋分粮的火爆场面,冀南暴动逐渐达到高潮。任县分粮斗争从桥头村开始行动,到11月底已波及全县80多个村庄,分粮达数万斤。任县、巨鹿、平乡的统治阶级撤走其区公所,停止苛捐杂税;地主豪绅有的逃跑,有的主动捐枪、捐款。游击战争开展涉及任县、巨鹿、南宫、广宗、平乡、威县、隆平、尧山、内邱、邢台、南和、鸡泽、永年、冀县、新河、邱县、武城等20余县。形成了以“分粮吃大户”为主要内容的大规模农民武装斗争,时称“冀南暴动”。

据不完全统计,“分粮吃大户”斗争从恶霸地主手中抢得200万斤粮食,大大改善了冀南农民的赤贫状态。冀南暴动使党的组织也得到迅速发展。秋末冬初,省委又派王光华(张杰)到冀南东部地区,任滏东游击队军事工作员,郭森为政治工作员。

1935年冬,省委书记高文华到冀南视察,与王光华(张杰)等研究了游击队改编问题。1936年1月28日,正式将游击队改编为华北人民抗日讨蒋救国军第一军第一师,辖两个团,刘子厚(文忠)任师长,王光华(张杰)任副师长。这时,武装力量已发展到1000余人,枪七八百支;冀南地区党员也由数百人发展到5000余人,并先后建立了任县、巨鹿、平乡、广宗4个中心县委和冀东、南清、内尧3个工委。

1936年二三月间,直南特委在巨鹿张村召开特委扩大会议,李华生、张霖之、李德、王光华、郭森、王宜臣等出席了会议。会议研究斗争策略问题时,王光华提出攻打南宫城搞土豪劣绅、地主的财产,随后转入山区打游击的建议,特委书记李华生坚持在原地不动干下去,引起争论。

1936年3月,冀南农民游击战争的迅猛发展和节节胜利,极大地震动和打击了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农村封建地主势力,蒋介石急令冀察政务委员会主任宋哲元限期剿灭“赤祸”。宋哲元调集29军、32军、63军各一部,共约3个师,数万兵力,纠合地方反动武装,开始对冀南农民武装实行血腥镇压。

国民党分驻南宫、巨鹿、邢台、任县一带,并在南宫、尧山分别设立剿共专员,修建了平大公路,他们采取“长期驻扎,由点到面,逐村围剿,反复清乡”办法,对游击队活动地区实行紧急围剿,大肆逮捕和屠杀共产党员和游击队员。先是白天逐村“围剿”,后改为夜间大范围的“围剿”,妄图一举消灭冀南革命力量。驻巨鹿敌军“围剿”旧城、石鹿等十几个村,他们夜间围住村,封住路口,天亮进村,带着花名册逐户点名清查,有的带着反动地主指认共产党员、游击队员和革命群众,共捕走近百人,杀害苏玉豹等几十人。驻邢台敌军出动两个旅,“围剿”平乡、巨鹿交界处节固、杨村、百福、贾庄等48个村,捕走200多人,杀害近百人。据不完全统计,在冀南暴动中大约有1500人被杀,几千人被捕。

在敌人重重包围、封锁与打击下,中共直南特委将游击队化整为零,插枪隐蔽,特委成员也分散转移到磁县、石门(石家庄)等地隐蔽起来。轰轰烈烈的冀南暴动被反动派的腥风血雨扑灭。

历时一年多、规模宏大的冀南农民暴动虽然失败了,但其影响是巨大的,它扩大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和影响,锻炼了干部队伍,打击了反动势力,为以后的革命斗争播下了火种,同时震动了国民党地方反动统治,打击了地主封建势力,在广大人民群众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冀南暴动波及宁晋 

宁晋县的第一个党支部就是在组织和发动农民参加冀南暴动时创建起来的。1935冬天,巨鹿县郭庄小学教师、共产党员张克权、张克久、周庆修受当地党组织派遣,通过亲戚关系分别在巨鹿、宁晋县交界的北周家庄(当时属南宫县,1940年4月划归宁南)、西孟村(现属巨鹿)一带发展党组织,宣传发动农民参加武装暴动。他们首先发展北周家庄村农民孙增祥入党,随后又发展了孙哲彬(孙振锁)、孙红珍、周更辰、李计书等十几人入党,建立了北周家庄党支部,孙增祥任支部书记。该支部时称中共巨鹿县北五区党支部,属中共巨鹿县委领导。在冀南暴动的影响下,以孙增祥为首的北周家庄共产党员组织游击小组,带领当地贫苦农民开展了向富户借粮的斗争,经常把借来的粮食分给贫苦农民。

1935年底,他们加入了张克权组织的30多个村庄、300多人的借粮大队,经常活动在北周家庄一带,虽然他们只有一支土火枪,但由于领导果断、斗志顽强,这支队伍斗争非常活跃,走到哪里都是浩浩荡荡,势不可挡,他们一面进行政治宣传,写标语,喊口号,鼓动贫苦农民起来斗争,一面强借地主粮食,分给贫苦群众。当时,一些好心人劝孙增祥说:“你还年青,这样干下去会惹祸的。”一些富户也捎信恐吓他。他却毫不畏惧,坚定地说:“为了让劳苦大众活下去,吃胞肚子,就得向财主借粮。只有斗争才会有出路!”每次借粮,他总是身先士卒,挺身而出,冲在最前头,仅1936年1 月和3月两次借粮24000余斤,致使一些地主富豪惶恐不安。借粮斗争既打击了地主的嚣张气焰,又解决了群众的困苦。

国民党南宫“剿共”专员刘必达阴险毒辣,大肆屠杀革命志士,制造白色恐怖气氛。国民党宁晋县长李端绅也在全县掀起反共浪潮,镇压农民革命运动。北周家庄一带的借粮斗争也遭到了国民党政府镇压。1936年4月某日晚,孙增祥正在家中召开党员会,讨论进一步开展游击活动和借粮事宜,国民党驻南宫29军一部分军队进入北周家庄,孙增祥闻讯后,立即让党员分散、潜伏,唯独自己在屋内处理文件。在焚烧标语时,敌人将他逮捕,押解到南宫监狱。

孙增祥在狱中坚贞不屈,从不向敌人透露我党地下工作人员半点情况,经常在审讯中斥骂敌人。家人去看望他,只见他带着手铐、脚镣,被打得满身伤疤,有时脸上还带着血迹,艰难地一步一步移向牢门。他对家人说:“我的骨头是硬的,经得起各种考验,别结记我,一定要把两个孩子照管好......”1937年,他在南宫被敌枪杀,英勇就义,年仅26岁。

冀南暴动精神永驻 

冀南暴动离我们的生活越来越远,但在斗争中涌现出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这些英雄事迹永远历历在目,如在眼前,冀南暴动所体现出的精神风骨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精神,值得我们子孙后代永远秉承,不断发扬光大。

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在封建主义的强权政治下,武装起来的冀南盐民,开始了用自己的双手打破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尝试和努力,他们舍小家顾大家,把强借地主的粮食分给贫苦的大众,让生者有其食,这种无私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同时为共产党的革命奠定了群众基础。

很多参加冀南暴动的共产党员、游击队员都是知识分子,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下,这一批人都具有深厚的爱国爱民的思想,救民于水火,救国于危难,是每一个爱国者的自觉行动,所以冀南暴动一经发起,一石激起千层浪,吸引众多有识之士参与进来,很快就有了席卷冀南之势,参与人数之多、波及范围之广在全国首屈一指,可见冀南暴动让激情澎湃的冀南赤子有了救国救民的用武之地,这种爱国主义精神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继承的。

面对敌人的疯狂“围剿”和屠杀,冀南共产党人、游击队和革命群众毫不屈服,他们分散活动,与敌人巧妙周旋,誓于敌人斗到底。也有大批共产党员遭到国民党大肆逮捕和屠杀,刘文信、朱建华、杨保身、张文祥、张兆丰、吴子林、鲍海方等先后被害。游击队长刘文信被捕后,敌人企图从他口中得到游击队的下落:“你的领导人是谁?”刘文信回答:“是共产党”,“你领导的党员是谁?”“是被压迫、受剥削和求解放的劳苦大众”。敌人无计可施,就对刘文信施以酷刑。刘文信以坚定的革命意志和对党的忠诚信念,宁死不屈,敌人无奈之下,终于对刘文信下了毒手,他牺牲时只有21岁。

巨鹿县南孟村共产党员、游击队长朱建华不幸被捕入狱,受尽敌人严刑拷打,始终坚贞不屈,敌人拿他毫无办法。临刑前,狱卒把他带到巨鹿县县衙,代理县长张俊甲让他跪下,朱建华昂首挺胸、怒目斜视,大声说:“宁肯死在这里,也不能降我!”趁机把藏在长衫里的砖头掏出,用力砸在张的身上。朱建华被押往刑场,英勇就义,时年32岁。

在疯狂搜捕中,南宫中心县委书记杨保身成为重点捕捉对象,他的家先后被抄三次。因他事先有防备,敌人扑了空,但他的父亲和哥哥却被敌人带走当了人质,受尽了敌人的严刑折磨,吃尽了苦头。即使这样,杨保身仍继续坚持领导人民进行斗争,他白天潜伏在沙河的树林里或荒野的坟地里,晚上继续从事革命活动。上级党组织为了保存革命力量,让他转移到省委工作,但因坏人告密,敌人也跟踪到了天津,1936年4月被国民党侦缉队逮捕,受尽敌人毒刑折磨,于8月病逝,年仅25岁。

在冀南暴动中牺牲的党员、游击队员、革命群众达1500人之多,很多都是中青年和组织中的中坚力量。这种为国捐躯的牺牲精神,成为冀南暴动最激励人心的一部分,告诉后人,尤其是青少年一代,革命就要流血牺牲,没有前者的牺牲,就没有革命的成功;告诫人们,革命不是一蹴而就,要经历成功失败再成功的反反复复,只有前仆后继的努力和坚忍不拔的革命意志才能换来最后的胜利。

                           (作者:巨力宁  乔艳丽 作者单位:宁晋县委党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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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人山”精神,再创邢台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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