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改革开放三十年来,邢台经济发展成绩有目共睹。改革开放初期,邢台经济总量12.34亿元,2007年,邢台实现生产总值890.75亿元,比1978年增长23.85倍,年均增长11.7%。2009年,全市生产总值完成1060亿元,增长10%;全部财政收入完成110亿元,增长7.6%,其中地方一般预算收入完成43亿元,增长16.6%。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840.5亿元,其中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完成601.8亿元,均增长39.3%,为“十一五”以来最高增幅。今年1—7月份,全市财政收入完成78.7亿元,现在一个月财政收入相当于78年一年的收入。纵向比,邢台进步了,但横向比,邢台在全省地位不进还退,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因此,邢台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用“人山”思想做根基,发扬当年“人山”创造者的精神,才能再创辉煌。

一、“人山”思想的提出

冀南,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进有豫北、鲁西广大地区,退有太行山根据地,具有很重要的战略地位。冀南抗日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在日本侵略者占领的华北后方建立的根据地之一。冀南根据地在平原地区坚持的“人山”思想,对于正确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长期坚持冀南平原抗日游击战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其它抗日根据地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提供了丰富的平原游击作战的理论。

这一思想的精髓是:“立足人民,依靠群众,植根人心,凝结靠山”。

抗日战争爆发后,八路军在晋东南站稳脚根后,即迅速分兵东下太行。我军进入冀南平原后,虽然取得节节胜利,但有些同志因没有在平原开展游击战争的经验,思想上有很大的顾虑,主要是担心平原无山不好隐蔽自己;也有些人担心在平原地区,敌人快速部队不好对付等。徐向前副师长为了教育部队指战员,深刻认识创建冀南平原抗日根据地的重要意义,树立坚持平原游击战争的胜利信心,解决一些人担心平原无山的思想顾虑,提出了在平原创造“人山”的战略指导思想和一系列的游击战术原则,并写了《开展河北游击战争》一文,发表在1938年5月21日《群众周刊》上。1938年12月26日,刘伯承师长率部分主力部队到达冀南,随后邓小平政委参加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后也来到冀南。12月30日,在威县张庄召开了冀南干部会议。宋任穷汇报了冀南军区、主任公署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的情况。刘伯承师长肯定了在冀南平原挖路沟改造地形的创举和广泛发动群众造成“人山”的做法。1939年6月,宋任穷全面总结了冀南反“扫荡”斗争的实践,提出军、政、民三位一体是坚持平原抗日斗争的重要条件,特别是广泛发动群众参战,以造成“人山”,是对付敌人“扫荡”的重要措施。1939年6月,徐向前副师长离开冀南到山东领导抗日战争,宋任穷全面担负起领导冀南区抗战的重任,在冀南面临极大困难情况下,通过依靠人民,继续积极贯彻执行一二九师首长提出的在平原建立“人山”的思想,放手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并广泛发动军民展开挖道沟、改造平原地形、开展交通破击战、敌后的敌后斗争、反“蚕食”、“反奴化运动”等大规模群众运动,真正把“人山”思想落实到冀南根据地的实践之中。

     二、“人山”思想的形成

日军攻占武汉后,中国的战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日本侵略者虽然占领了中国的大片土地和许多交通要道、重要城市,但遇到中国军队和广大人民的英勇抵抗。特别是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迅速发展,开辟了广阔的敌后战场,日军只能控制主要城镇和交通线。日本侵略者提出的“三个月灭亡中国”的速战速决的战略破产,不得不停止了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阶段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日本侵略者开始对国民党政府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策略,集中其兵力对付敌后抗日军民。

复杂局面和平原地形,形成了创造“人山”的构想。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国民党部分军队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但由于蒋介石实行消极抗战和单纯防御的战略方针,平、津等地很快失守。地处平汉、津浦两铁路中间地带的冀南,在不到4个月的时间里,沿主要交通线的城镇和腹地的部分县均遭到日军铁蹄的蹂躏成为沦陷区。日军惨无人道的暴行,激起了广大群众的仇恨。在此形势下,有些人目睹日军的烧杀抢掠,深感国家、民族的危亡,而自发组织起来抗日救国。如宁晋、赵县一带的赵辉楼等组织起的“民众抗日自卫军”。也有些人利用群众要求抗战的心理,打起抗日旗号,拉队伍组织武装。据统计当时不下百余股,人数多者达数千人,少者仅有三五人。其中人数最多,势力较大的有任县、隆平等地刘国栋、时汝南、邱庆福、王子耀,威县的和梦九,宁晋的赵勤甫等。他们名为抗日,实则各据一方,极力扩充自己的势力,甚至互相火拼。对群众则横征暴敛,巧取豪夺,烧杀奸淫,无恶不作。一些地方势力代表人物,利用群众要求安定社会秩序的心理和封建迷信的思想,趁机组织起各种会道门。其中势力较大的有南宫衡水一带的六离会;平乡、广宗一带的大刀会;以及白极会、黄沙会、红枪会、天门会等等。冀南人民处此外侮内乱的局面中,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苦不堪言。我军进入冀南平原后,每到一地即摧毁伪组织,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政策,协助地方党组织建立战委会或抗日政府,发动和组织群众,并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和欢迎。但由于敌我力量差距较大,我军处于不利地位。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在平原坚持斗争,徐向前副师长指出:“游击队活动的依托,一方面是地形上的便利条件,如,山地森林等等,另一方面是与广大人民的结合。但游击队要自己能巩固和发展,并要进行机敏的灵活的动作,其主要条件是取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与帮助。”还强调指出:“河北是人口较稠密的区域,假若我们能在河北平原地上,把广大的人民群众推动到抗日战线上来,把广大人民造成游击队的“人山”,我想不管什么样的山,也没有这样的山好。”“人民的力量是伟大的力量,也只有这伟大的活动的人的力量,是日寇无法战胜的力量。我们要在平原地开展游击战争,就必须把广大的人民造成‘人山’”。在造成“人山”的问题上:“我们必须有进行这种工作的决心,必须一切的游击队有良好的纪律,具有高度的抗日积极性,在一切行动中,真正表现自己是为民族利益而斗争。真正站在保护人民的利益上,才能造成‘人山’,这是政治上最主要的工作。”

严酷的敌情是构建“人山”的客观要求。1938年10月下旬,敌人对冀南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11月中旬,日军先控制平原,再进攻山区,向冀南地区发动了“扫荡”。敌人分别从石家庄、邢台、邯郸、德州四路出动,长驱直入,合击冀南腹心地区南宫一带。敌人除了“扫荡”之外,还加强了政治进攻。在各地组织维持会、伪政府,扩大伪军,摧毁抗日政权和群众团体。收买汉奸、叛徒,破坏抗日运动。利用封建会道门麻痹群众,进行欺骗宣传。并逼迫群众修城墙、修公路。敌人所到之处,杀人放火,奸淫抢掠,惨无人道,野蛮残酷。1941年秋,敌人大量地修筑公路,企图把根据地分割成小碎块,将冀南腹心地区分割成东西两片;公路沿线每隔二三公里即设有据点、碉堡,敌人经常向两则出击“扫荡”,对我根据地威胁极大。同时,敌人多次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实行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一体化所谓的总力战,以巩固其占领区。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略者把华北作为其支持战争的供应站和交通线,更加紧了对根据地的进攻。敌人连续不断地“扫荡”、“清剿”,实施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分割、“吞食”根据地。1942年4月29日,敌人出动日伪军3万余人,分别对冀南区党政机关及新七旅和四分区党政机关和新四旅实行“铁壁合围”。1943年冀南又发生严重的灾荒等等,在此艰苦的情况下,怎样坚持抗日阵地,如何开展斗争,宋任穷同志首先想到的就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一步步形成了他的“群众观点”,坚定地在冀南建造“人山”,把我军融入到群众之中,确保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改造平原地形,将部队藏于群众之中,是落实“人山”思想的具体行动。在1939年初的反“扫荡”中,我军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仅部队就伤亡近300余人。究其原因,除指挥不当、缺乏平原作战经验外,地形对我不利,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平原地形有利于敌人的汽车、坦克、骑兵等快速部队的行动,对我军极为不利。此外,冀南地区除各县城筑有城墙外,不少村镇为了防匪自卫,筑有围寨,如被敌人占领,在我军无重火器的情况下,很难占领,对我也很不利。根据这次反扫荡血的教训,为了长期坚持平原游击战争,冀南军民在粉碎了日军大扫荡后,进一步展开了挖道沟、拆城寨,改造平原地形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早在1938 年初,冀南军民即开始了挖道沟、拆城寨的工作,但由于对这一工作没有提高到具有战略意义的高度来认识,只拆除了城墙、围寨,挖道沟的工作进展不大。战争教育了人民,广大军民从亲身体会中,认识到了改造平原地形的重要作用。挖道沟,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冀南地区,村庄星罗棋布,道路密如珠网。要把村与村的道路挖通,并保证大车通行,没有广大群众的参加是不可能的。为了发动和组织广大群众,更快更好完成挖道沟的工作,冀南行政主任公署1939年2月25日发布了《广泛发动群众积极破路》的训令:凡十五岁以上、五十岁以下村民都参加,并限期完成。所有通行的大车路,一律挖成沟。对沟的深度、宽度等都作了具体规定。以通过大车为标准,每隔一段,挖一错车宽沟。由于广大群众亲身体会到改造平原地形的重要性,挖沟的积极性非常高,男女老少齐上阵,夜以继日挖道沟。冀南全区先后共挖道沟5 万余里,使敌军的汽车、坦克、骑兵等快速部队难以行进,而根据地军民的转移却有了很好的掩护。这是个伟大的创举,是冀南广大军民用血汗凝结的一座“长城”,充分显示了人民的伟大力量。  

   三、“人山”思想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

冀南抗日根据地“人山”思想是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与冀南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一二九师领导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宋任穷同志领导冀南军民进行艰苦卓绝抗日斗争经验的总结。

发动群众,建立“人山”,开展游击战争,牵制了日军主力部队,支援了正面战场作战。由于冀南特殊的战略位置,冀南党组织用极大的力量,广泛宣传、动员、组织和武装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到1938年秋,成立了冀南抗日游击军区,宋任穷任司令员兼政委,各县成立了游击大队,区、村分别组织区中队和自卫队,逐渐形成自上而下有系统的抗日武装组织,并有组织地支援正规军和游击队袭击敌人。针对敌人的“三光”政策和“治安强化运动”,开展交通破击战,使敌人在冀南始终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日军为了防止抗日军民破路,不断派出兵力进行“扫荡”,保护铁路和公路的安全,牵制了日军大量的精力和战力,使日军不得不长期对冀南实行高压态势,对正面作战的日军“牵制”作用非常明显,致使日军不得更换华北主帅,对冀南党政军机关实行“铁壁合围”,妄想把冀南抗日力量彻底消灭掉。日军为了巩固华北,常驻日军保持在5个师团和4个独立混成旅,最多时驻冀南日军6290余人,伪军27000余人,减轻了其它抗日根据地的压力。冀南是华北抗日的重点地区,成为日寇心腹大患。1939年1月,敌人从平汉、津浦两线出动日伪军三万余人,分十一路合围冀南抗日根据地,妄想把我抗日根据地荡平。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把华北作为其支持战争的供应站和交通钱,更加紧了对敌后根据地的进攻。日军不断地“扫荡”、“清剿”,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1942年冀南发生空前的大旱灾,持续到1943年上半年,同时,又发生严重的蝗灾。 9月中旬,又连降大雨,有30多县遭水灾,日军乘机掘开河堤,施放霍乱病菌,继之是瘟疫蔓延的情况下,日军还是在冀南驻防了大批兵力,修建大量碉堡、炮楼。冀南抗日根据地象“钉子”一样,把日军牢牢地钉在冀南,抽不出兵力到其它战区。

发动群众,建立“人山”,开展游击战争,增强了抗日信心,坚持了冀南抗日阵地。冀南抗日根据地基本形成以后,仍然面临着更加艰难和残酷的斗争。日军一方面加紧将其主要兵力逐步调回华北,向共产党、八路军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疯狂进攻;一方面对国民党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加紧诱使国民党投降。1938年12月,国民党亲日派头子汪精卫等公然叛国投敌;蒋介石集团准备对日妥协。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活动在冀南的国民党顽固派鹿钟麟、石友三等在冀南大搞反共磨擦,使冀南根据地发生严重危机。在此情况下,坚持冀南抗战具有非常重要的政治意义和军事意义,全国人民的抗日信心也会有较大的提升。为此,根据冀南的斗争形势,深入研究制定了开展平原游击战争的方针和策略,确定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各级抗日政权及群众抗日救亡组织,发展壮大抗日武装力量,积极开展平原游击战争,发挥“人山”作用,相机打击和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从而使冀南在前门拒虎、后门拒狼的恶劣局面中,得以站稳脚根,处于主动地位,有效地粉碎了敌人的多次大规模“扫荡”,挫败了顽固派的反共气焰和罪恶阴谋,巩固了冀南抗日阵地。1941年至1943年,是冀南人民抗战史上最为艰难困苦的时期。百团大战以后,日军开始把华北作为“彻底治安肃正”的重点。冀南抗日根据地,成为华北敌后重要抗日堡垒之一。日本侵略者为摧毁这块根据地,从1941年起,在军事上加紧了对冀南的进攻,连续推行所谓的“治安强化运动”,向根据地进行频繁“扫荡”,大量构筑碉堡据点,修公路挖封锁沟,企图通过对根据地的分割、封锁,不断进行“蚕食”;在政治上极力强化伪军伪组织,实行保甲制度,清查户口,颁发“良民证”,破坏共产党领导的基层抗日政权;在经济上进行严密封锁,疯狂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妄图从根本上毁灭冀南抗日根据地的生存条件。就在冀南形势日趋恶化的时候,历史上罕见的自然灾害又接踵而来,连续两年干旱无雨,大地龟裂,颗粒无收,加上瘟疫流行和日伪军大肆掠夺,冀南抗日根据地逐渐进入了最为艰难困苦的时期。面对天灾敌祸,冀南通过实现党的一元化领导,精兵简政,整党整风和减租减息,依靠“人山”,坚持斗争,粉碎了无数次 “扫荡”,战胜了百年不遇的大灾荒,坚持和巩固了冀南抗日根据地,增强了中国人民打败日本侵略者的信心。

发动群众,建立“人山”,开展游击战争,积蓄了抗日力量,赢得了抗日战争胜利。冀南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不同于土地革命时期山区、半山区的苏区斗争。我军之所以能在广阔的冀南平原上立足生根,发展壮大,与“人山”的掩护和支持是分不开的。最早是一二九师从教导团抽调30余名营连干部,组成挺进支队,开赴冀南,与地方党组织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一起,不久由几百人发展到几千人。随后一二九师东进抗日纵队、宋任穷率领骑兵团和一个支队,七六九团、六八九团和曾国华支队(五支队)先后进入冀南。我军从东纵到冀南后,争取和改造各种游杂武装近万人,由5个连发展到3个团、8个支队和1个独立团近2万人。1942年,是冀南根据地最为艰难的一年。冀南部队战斗减员6000余人,牺牲旅级干部6人、伤7人,牺牲团级干部3人、伤10人。地方游击队损失更为严重。第二分区游击队2000余人,只剩下200余人;第一分区游击队千余人,也仅剩下200余人。冀南军区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一二九师有关“精兵简政”的指示,为了克服困难,减轻人民负担,坚持长期抗战,先后经过六次精简整编,减少4070人。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1945年8月,冀南指挥部发出“关于全区武装建设的指示”,要求冀南各部队充实、健全基干兵团,组织新的兵团,全区共计成立了19个团。经过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尽管冀南人民遭受到敌人疯狂的摧残,加之连年的特大灾荒,致使劳动力大为减少。但是,具有革命传统的冀南人民踊跃参军、参战,奔赴前线。一些地区的民兵、自卫队整班、整排甚至整连的集体参军。据不完全统计,在八年抗战期间,冀南地区的青壮年参军参政者共有18万人之多,为全民族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四、“人山”思想的现实意义

学习“人山”精神,就要立足实际,敢干创新。“人山”思想的本质就是要敢干创新。要像战争时期深入研究战略战术那样,弄清市情,把握优势与劣势,找准差距,谋划赶超经济发达地区的途径和方法。对于邢台来说,不创新发展,就有可能被边缘化。因此,一是强力推进项目建设,积极实施投资促进计划。二是以节能减排为抓手,加快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重点围绕“三新三特”产业,延伸产业链条,提高产业层次,培育知名企业和知名品牌。三是强力推进城镇面貌三年大变样。坚持拆建并举,抓好精品建设,打造示范样板,力争出形象、出亮点、出效果,实现人民群众看得见的大变化。

学习“人山”精神,就要解放思想,科学发展。“人山”精神的实质就是要解放思想。思想解放的程度决定经济发展的速度。坚持改革创新,着力转变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要求的思想观念,着力解决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着力构建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和机制。做到在领导科学发展能力上有新提高;在破解科学发展难题上有新进展;在健全完善科学发展体制上有新成效;在务求科学发展实效上有新所为;在作风建设上有新转变。

学习“人山”精神,就要依靠群众,勇于进取。“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创造的真正动力”。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力量和智慧来源于人民群众。要像战争年代那样,一切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最大限度开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改变经济欠发达的面貌。要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路线,充分发挥群众的聪明才智,激活群众的创造性,动员、引导、组织群众闯市场、搞经营、办企业、调结构,在实践中迸发出创造力,探索出发展的新路子,为邢台又好又快发展,打下扎实的基础,实现富民强市的目标。                 (作者:张祥雯   作者单位:中共邢台市委党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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